三、统治与野蛮的交汇：统治权作为仇恨、异化和文明发展障碍的根源探究

本节旨在深入探讨“统治是仇恨和野蛮的社会根源”这一论断。我们将看到，层级化的权力结构与破坏性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停滞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本主题的研究将系统性地考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权力如何导致仇恨的产生、人类关系中的爱的剥夺和工具化，并最终阻碍真正的文明发展。通过借鉴批判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分析、福柯的视角以及当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我们将揭示统治如何通过复杂的机制，在现代进步的表象之下，延续甚至深化着一种“原始野蛮”的状态。

是的，这也意味着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半野蛮半文明的状态。

3.1 仇恨、野蛮行为与统治

根据维基百科的描述，仇恨是一种对某些人、事物或想法的强烈负面情绪反应，通常与对某事物的反对或厌恶有关。仇恨常常与强烈的愤怒、蔑视和厌恶感联系在一起。仇恨有时被视为爱的反面。

仇恨是一种潜在的、指向特定对象的深度负面情感体验，它既可以外化为对他人或（和）自我的攻击、侮辱、欺骗、蔑视、歧视等言行，也可以内化为愤怒、悲伤、绝望、失望、厌恶等负面情绪。

仇恨既是一种内在的情感体验，也是通过个人行动或集体组织的煽动，将这种情感付诸暴力思想和行动的过程。它植根于“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并通过言语攻击、制度歧视、社会排斥与暴力等野蛮实践外化，不仅破坏社会信任与公共协作、危及他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还会反噬施行者，使其自我野蛮化和持续自我折磨。

恨的起源很好理解，狮子需要食物，野猪幼崽需要保护，在丛林世界，面对食物和敌人，不能有一丁点的爱，却需极端的恨保证自己的生存。对于人类来说，在受到野蛮攻击时，也同样常常需要用野蛮行为回击保护自己或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当防卫。是的，这可以说明仇恨有时候也是必需的自我或利他的保护功能。不过鉴于正当防卫是爱恨兼备的复杂行为，我们暂不纳入本讨论中。

起因（Triggers）

负向评价与情感投射
错误认知（如劳动异化）
权力争斗与统治机制
生存威胁或私利动机

行为外化（Externalization）

言语攻击、侮辱与歧视
制度性不公与社会排斥
暴力行为与野蛮实践
信息操控与煽动宣传

社会后果（Social Consequences）

破坏社会信任与公共协作
强化“我族—他族”对立，助长集体仪式化仇恨
加剧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与冲突循环

自我影响（Self‑Impact）

自我野蛮化：丧失同理心，放大暴力冲动，甚至因“强大”、“冷酷”而自豪；
自我折磨：陷入持续的焦虑、自责或自恋，“我不配被爱”与“所有人必须爱我”的恶性循环。

当中小学生在校园中遭遇霸凌、排斥或长期压力时，内心的“恨”常因无处宣泄而转化为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这正是上述机制在弱势群体中的典型体现。

仇恨作为一种情感，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持久的。其强度可低至“我讨厌西兰花”，高至“我恨整个世界”。在某些情况下，仇恨可能是由外部影响习得的反应，比如被虐待、误导或操纵。

如果我们将野蛮行为（barbaric behavior, or barbarism）定义为：任何蓄意对自己或他人生命、尊严、自由、生态或精神造成伤害、压迫或剥夺的行为——我们都清楚，只有在对目标产生深度负面情感时，才会有蓄意伤害的冲动。因此，除了某些身心疾病，正是源于对自己或他人的憎恨、厌恶、恐惧、偏见、歧视、欺骗、嫉妒等仇恨情感，为野蛮行为提供了核心的心理驱动力。其根本后果是损害甚至切断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爱与信任纽带。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仇恨提供了情绪正当性（“他们活该受惩罚”），野蛮行为则提供了操作手段（排斥、网暴、酷刑、屠杀、歧视性法规等）。

综上所述，仇恨是野蛮行为最核心的心理驱动力。换言之，由仇恨心理驱动的行为，必然表现为野蛮行动，而非文明行动。

我们已经把爱的言行称为爱语，那么同样地，我们也将仇恨心理、思想、言行/野蛮言行称为恨语（Hate Languages）。并且也常常依语言习惯将恨语简称为”恨“：

恨是人类基于认知与实践，用智慧构建起来的负向情感体验，并常常外化为有害行为方式。

在本论文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与仇恨言行（亦即野蛮言行）相关的恨语。

统治（domination）是指少数或个体通过权力结构，对他者的生命、意志、财产、选择权等等进行控制和支配的行为。它直接侵犯了他者的“自由”与“尊严”，并伴随着对多数人的“压迫”与“剥削”，是一种野蛮行为！一切偏见、歧视、仇恨、恐惧、权力欲，往往在“统治关系”中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当“统治”成为常态，其他野蛮（酷刑、奴役、系统性压迫等）便是它的下属表现形式。

“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非道义。”这是《君主论》的作者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告诫。而万里之外，比他早出生1800多年的商鞅在《商君书》里也有类似的揭示。统治既非道义，那么其本质也就像一个世纪前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吃人！

统治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国家到家庭，从政治到经济，从公司到学校，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统治关系。这种普遍性使得“统治”所造成的伤害也更加广泛和深远。

统治既然无可避免会成为野蛮行为，那么它背后的驱动力便是仇恨——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话写于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248年过去了，别的不说，光看看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其统治实现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哪一条权利？

当然所有的统治者都一样，所有领域的统治也一样。

来看看与现在的人类统治相关的权力结构有多“强大”吧：

政治权力结构

国际组织：通过制订国际公约、维和行动、经济制裁等方式，对主权国家和全球事务产生深远影响。如联合国通过制定国际公约、维和行动、经济制裁等方式影响国家主权与全球安全；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能源署（IEA）、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在全球贸易、能源政策协调、公共卫生指导、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与科研标准制定等方面，对各国政策和跨国合作具有重要制衡与推动作用。
国家与政府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下属部门）
军队与警察（垄断合法暴力）
官僚体制（星罗棋布的各级公务员系统）

经济权力结构

资本（马克思所说的“沉默的力量”）
跨国公司与垄断财团
金融机构（银行、私募、对冲基金等）

文化与意识形态权力结构

主流媒体与舆论机器
教育体系（教材、课堂、考试制度）
宗教与意识形态组织

技术与信息权力结构

科技巨头与平台（算法推荐、数据控制）
监控与安全网络（数字监控、大数据分析）

社会与群体权力结构

精英网络与俱乐部
家族与宗亲势力（基于血缘或地域的互助／排他体系）
职业与行业协会（认证、标准、规则）

家庭与亲密关系权力结构

家庭内部的权威体系：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或配偶之间基于传统、经济或情感依赖的控制；
家长制／宗法制影响：长幼有序、家长绝对权威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
亲密关系中的隐形支配：情感绑架、经济控制、信息封锁等，使个体在最私密的场域也难以完全自主。

法律与制度性权力结构

法律文本与司法解释（界定“合法”“非法”）
监管与合规体系（行业许可、审查、处罚）

这些权力结构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包括少数核心统治者与精英群体、既得利益者结成的同盟的多维度的统治网络！因此，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治理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对统治与权力进行深入的研究。

至此，我们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统治权力结构，带来的绝非"1+1+1..."这样的简单的叠加效应，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穷尽相关的研究，而是有的放矢，从更高的维度上进行启发式的深入的研究。

3.2 权力与压迫的理论基础

3.2.1 批判理论：系统性、规训性与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

批判理论，源于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社会、历史和政治思想流派，其核心在于分析和挑战社会中的系统性权力关系。与旨在描述和理解社会的传统社会理论不同，批判理论明确寻求批判和改造社会，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它认为知识、真理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是由统治群体与被压迫群体之间的权力动态所塑造的。

现代批判理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纯粹的经济分析，通过融入和改造弗洛伊德的概念及后现代主义，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权力结构进行了考察。其目标是“将人类从奴役他们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通常通过对社会自身所宣称的价值观进行“内在批判”来实现。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是批判理论的重要贡献，他将课堂视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可行的实践途径。

批判理论从纯粹的经济分析转向对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权力结构进行考察，并融入弗洛伊德的概念和后现代主义，这表明对“统治”的理解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控制，而是扩展到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操纵。如果“统治是原始野蛮”，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就不只是赤裸裸的武力或经济强制，还包括对个体欲望、认知和身份的塑造，从而导致一种更普遍、更隐蔽的奴役形式。这种对“野蛮”的扩展定义涵盖了通过文化和心理手段对人类进行的系统性非人化，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侵蚀，而不仅仅是公开的暴力。

3.2.2 马克思主义视角：剥削、异化与阶级统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权力和强制是通过经济剥削施加的。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无法保留或控制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而资本家则攫取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这种固有剥削性质意味着几乎任何交换都可能导致剥削。

在这一过程中，贫困并非自然产生，而是被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制造出来，然后再试图消除”。国家的二次分配只能在一次分配已造成贫富分化的前提下进行救济，这种制度性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

异化和物化是批判理论中的关键概念，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揭示人在资本关系中如何将自身“类”的力量异化为独立于人的资本，并反过来支配个人。“人的类力量脱离个体，成为独立于个人、反过来支配个人”的现象即为异化。这种异化深刻地存在于劳动和市场中：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社会化力量，一旦被凝结为资本，就成为对创造者自身的统治。

这种异化的特征是个人对其环境和自身失去信心，导致深刻的孤独和绝望。它表现为无力感（对工作条件缺乏控制）、无意义感（与整体目标脱节）、孤立感（缺乏归属感）和自我异化（对工作不满意）。物化则通过将真实社会关系视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将个体变成“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

资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这毫无疑问会导致他们对工人更加的冷酷无情。其本质仍是其自身的异化。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拥有最强大的镇压和强制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被组织起来以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机构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少数资本家对其他人的独裁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物化概念，即社会关系被视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客体化劳动成为统治力量的观点相结合，揭示了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中固有的、微妙而深刻的工具化形式。这不仅仅是利用人，而是将人类的社会过程转化为非人格化的、控制性的力量。物化被定义为“剥夺世界的意义和目的，并将个体变成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和涉及“将真实社会关系视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当客体化劳动成为统治和剥削当今工人的力量时，这种抽象的概念就获得了具体的力量。这种因果关系表明，人类在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行为，反过来产生了外在于自身并异化的力量（资本/客体化劳动），这种力量随后反过来统治和剥削创造者本身。这使得“工具化”的概念超越了直接的人际互动，延伸到系统层面，即人类的能动性被悖论性地用于对抗自身，导致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野蛮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个体被简化为非人格化经济机器中的单纯组成部分。

3.2.3 福柯的洞见：超越国家的权力、规范化与生命权力

米歇尔·福柯批判了权力仅依赖于国家的观点，认为权力具有更广泛和普遍的基础，存在于个体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中。现代国家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结构，它通过让个体在符合特定模式和采纳新形式的个人主义的条件下被纳入其中，从而发展出对个体的控制。

福柯区分了“司法权力”（禁止，主权的剑）和“规训权力”。规训权力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规范化”来规定主体的可能行动，奖励顺从并惩罚不顺从。惩罚的目的从揭示真相转变为创造顺从、符合规则的个体。这种新的权力形式，即“生命权力”，是生产性的，并与生命的支持相关联，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人口适应经济过程。

福柯指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并非施加于完全被动的身体之上；主体会以各种方式对命令作出反应并加以转化。权力“将主体与自身的身份绑定”，使主体将行为内化为仿佛是源于自身，从而使主体“既是权力的目标，又是权力的载体”。

福柯对司法权力（通过禁止运作）和规训权力（通过规范积极生产顺从主体）的区分表明，现代统治不再是赤裸裸的压制，而是更微妙的、内化的控制，它塑造着身份和行为，使其更难被抵抗。这是一种更阴险的“野蛮”形式，因为它劫持了个体的自由。福柯的分析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观，强调了权力在“非常复杂的网络关系”中的普遍性。规训权力被明确地描述为一种“积极的力量，通过‘规范化’来规定主体的可能行动”。惩罚的目的也从揭示真相转变为“创造顺从、符合规则的个体”。这种因果关系表明，统治不仅仅是限制行动，而是积极地塑造个体以符合其指令。这种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权力“将主体与自身的身份绑定”，使个体内化并复制控制他们的规范，即使他们感到“自由”。这种自我延续的控制机制，即自由被劫持以实现奴役，代表了一种特别阴险的“原始野蛮”形式，因为它作用于人类主体的构成本身，使得抵抗变得更加复杂和内在。

3.2.4 权力、特权与压迫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作用

权力是影响他人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特权是指作为某个群体成员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利益。压迫是随着时间形成和重复的权力，它使一个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即使个体之间相处融洽，这些劣势依然存在，因为它们得到政策、政府、教育和卫生系统等方面的支持，通常由社会规范强化。

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导致歧视和不公平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个体内部和他们所创建的系统中的偏见。这些不公正的系统存在于各种环境中，从董事会到大学招生，其应用可以“强化支持层级化、非精英结果的系统”。

社会支配理论解释了稳定社会如何根据种族、性别、宗教和经济地位等因素形成层级，其中主导群体享有特权，而从属群体面临劣势。这些层级通常以微妙而非强制的方式建立，通过基于刻板印象的“合法化神话”——被文化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

社会支配理论中的“合法化神话”这一概念，即基于刻板印象的文化意识形态被用来建立统治，揭示了权力结构不仅使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通过被广泛接受、通常未经审视的信仰来使这种劣势正常化和合理化。这与“虚假意识” 和“认识论意识形态” 的概念相联系。合法化神话是“基于刻板印象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刻板印象是关于特定群体被广泛持有和过度简化的信念。这些刻板印象随后被用来以一种看似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对特定群体建立统治”。这直接与虚假意识相联系，虚假意识描述了主导机构如何传播“反事实但规范性的假设和仪式，使剥削条件不那么引人注目或更‘可口’”。此外，认识论意识形态被定义为“认识论上有缺陷的社会理解系统（文化技术），它们赋予社会精英成员权力”。这种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主导群体创造和传播这些神话/意识形态，这些神话/意识形态随后根深蒂固，成为“常识”，使现有的权力不平衡显得自然或合理。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是“原始野蛮”的一种深刻形式，因为它通过塑造社会理解自身的方式来破坏批判性思维和集体抵抗，从而在没有公开强制的情况下延续压迫。

3.3 权力结构与仇恨的起源

3.3.1 权力不平衡滋生敌意和冲突的机制

仇恨、恐惧和蔑视是驱动冲突参与者实施暴力行为的情绪，它们用关于“危险他者”的虚构观念取代了理性。仇恨是一种深刻、极端的情绪厌恶，通常与对仇恨对象的敌意相关联，并可导致暴力、谋杀和战争等极端行为。

权力的施加可以诱导、激励、引诱、强迫或压倒冲突参与者。这种“情感权力”反映了权力动态与情感生活之间的整合，体现在人们聚集、辩论、审议、欢呼、嘲笑甚至打斗的公共表演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经历这种力量可以“训练”或“驯化”个体以特定方式作出反应。

“情感权力”——权力动态与情感生活的整合——表明仇恨不仅仅是一种个体情绪，它还可以是一种被统治权力用来动员冲突参与者和控制目标人群的社会工程力量，使其成为野蛮的直接工具。情感权力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心理力量，它与冲突动态相互作用”，并能“诱导、激励、引诱、强迫或压倒冲突参与者”。它明确指出，“这种权力的一种阴险形式是国家发起的运动，旨在控制目标人群的思想和生活”，通过灌输“他们的劣等感”来实现。这确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权力结构积极地培养和利用仇恨等情绪，将其从个体感受转化为集体破坏性力量。这种对情绪的系统性操纵，旨在实现控制和暴力，是“原始野蛮”的明确表现，表明仇恨并非自发的爆发，而是统治的蓄意产物。

3.3.2 心理层面：贬低受害者与灌输劣等感

仇恨建立在认知和情感的复杂混合之上，其认知成分涉及对“他者”的贬低以及将其视为威胁。基于仇恨的暴力行为涉及对“他者”的强烈、持续的负面认知，并意图伤害或毁灭。

系统性羞辱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关键形式，它通过“有毒的自我贬低”来利用目标人群的心理，削弱他们的自尊。这涉及通过捏造无能或无价值的形象来制造贬低和自我贬低，使这些群体更不可能抵抗权威。

随着仇恨的滋生，仇恨者眼中仇恨的对象将失去所有道德或人性的考量，从而产生对他们采取行动甚至消灭他们的正当感。这一过程会降低同理心。

贬低受害者 和通过系统性羞辱灌输劣等感 的过程，是权力结构所采用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战形式。这种非人化过程会降低同理心，并为暴力行为制造“正当性”，从而通过侵蚀道德约束来直接促成“原始野蛮”。仇恨的特征是“越来越需要贬低受害者”，而这会“降低同理心”。系统性羞辱作为一种国家权力，通过“有毒的自我贬低”来“削弱他们的自尊”，并使目标群体“不太可能抱怨、阻挠、抵抗或反抗权威”。逻辑上的推演是，通过系统性地剥夺个体或群体的基本人性和价值，统治权力消除了施加伤害的道德和心理障碍。仇恨者随后会觉得“有理由采取行动——甚至消灭——他们所仇恨的对象”。这揭示了从权力诱导的心理操纵到暴力、野蛮行为的直接、阴险的因果关系，表明统治如何积极地培养仇恨和残忍的条件。

3.3.3 社会支配倾向（SDO）及其与对外部群体同理心降低的关联

社会支配倾向（SDO）衡量个体对基于群体的社会不平等的偏好和促进程度。它与竞争性世界观和增加的偏见态度相关联。

较高的SDO水平始终与较低的同理心和较高的“反同理心”（对他人的痛苦感到愉悦，幸灾乐祸）相关。这种同理心降低在外部群体成员身上尤为明显，特别是在竞争性或威胁性的群体间情境中。

重要的是，社会平等和包容反而可能强化威权主义（与SDO相关的倾向）对偏见的影响，因为威权主义者将这种平等视为一种“情境威胁”。

社会支配倾向（SDO）即使在社会平等和包容的环境中也能强化偏见，这表明对支配的驱动力可以积极地破坏建立更公平社会的努力，将进步转化为一种被感知的“威胁”，从而加剧现有偏见，进而滋生仇恨。社会平等和包容“强化了威权主义对偏见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社会平等起到了情境威胁的作用，催化了‘威权主义动态’，而不是作为威权主义者可接受的规范”。这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因果机制，即以高SDO个体为代表的支配力量，不仅在不平等的系统中茁壮成长，而且积极地抵抗和扭曲建立平等的尝试。当面对挑战其偏好层级的条件时，支配个体可能会以加剧的偏见和仇恨作出反应，将包容的努力视为对其地位的威胁。这表明统治如何积极地产生和延续“原始野蛮”，通过将积极的社会发展转化为冲突和敌意的触发因素，而不是拥抱它们。

表1：权力诱导仇恨机制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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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产生机制	相关权力类型	对目标群体/个体的影响	仇恨的表现形式
系统性羞辱	国家权力	贬低、灌输劣等感	暴力、歧视、社会排斥
意识形态控制	文化/意识形态权力	异化、合理化伤害	偏见、冲突动员
经济剥削	经济权力	无力感、物化、异化	怨恨、阶级冲突
群体分化/竞争	社会权力	降低同理心、幸灾乐祸	偏见、社会排斥
情感勒索	家庭权力	内疚、依赖、角色绑架	操控、情感隔离
媒体操控/宣传	技术/信息权力	刻板印象、群体对立	偏见、仇恨言论
法律歧视	法律/制度性权力	剥夺权利、边缘化	歧视性法规、公权力滥用
国际制裁/孤立	国际组织权力	集体受苦、对外敌意	仇外心理、民族主义动员

3.4 爱与人际关系的剥夺与工具化

3.4.1 不平等的权力动态对人际联结和同理心的影响

权力和控制动态显著影响着人际关系，塑造着个体间的互动和幸福感。在不平衡的关系中，主导方可能难以产生同理心，其关注点可能从理解伴侣的视角转向维持控制。这可能导致情感操纵、煤气灯效应、言语虐待、财务控制、孤立、威胁和微观管理。

同理心是发展和维持人际关系的基础。虽然同理心通常促进社会亲和力和温暖，但如果它妨碍竞争，或者被用来理解更有权势的他人以获取地位，它可能会被削弱。

在关系中拥有高权力可能导致个体认为如果关系破裂，他们损失较少。研究表明，感知到高关系权力的人更容易被关系之外的个体所吸引，幻想或与替代伴侣进行浪漫互动。这种现象是由个体对自身“择偶价值”的提高感知所中介的。

观察到高权力伴侣可能对替代伴侣产生更大兴趣，这是由于他们对自身“择偶价值”的感知提高，这揭示了统治如何固有地破坏爱情关系的核心承诺和排他性，从而导致对权力较弱伴侣的系统性“爱的剥夺”。感知到高关系权力的人“更容易被关系之外的人所吸引”，并且这种现象是由“权力可能驱动对自身择偶价值的提高感知”所驱动的。这确立了拥有权力与现有关系承诺降低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一方伴侣感到他们“损失较少”，并且他们感知到的吸引力增加，这自然会导致对当前关系的投入减少，并寻求替代关系。这种机制直接导致权力较弱伴侣的“爱的剥夺”，因为他们的情感需求和关系的基本承诺被权力不平衡所破坏。这表明统治，即使在亲密环境中，也可能导致一种关系上的野蛮形式。

3.4.2 布伯的“我-它”关系：他人的客体化和工具化对待

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区分了两种基本关系：“我-它”和“我-你”。“我-它”关系基于疏离，将对方视为功利性目的的客体或实现目的的手段。“我-它”中的“我”表现为一个自我，意识到自己是经验和使用的主体。

里克·贝林厄姆将“我-它”关系解释为“侵略性的权力滥用”，其中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被利用的独立客体”，并将其与掠夺性行为联系起来。

相比之下，“我-你”关系涉及以开放、伦理参与和对对方荣誉及内在价值的关怀，全身心地转向对方，其特点是对话和“完全在场”。

布伯的“我-它”关系，即个体被视为可利用的客体，是权力结构中固有的“人类工具化”的哲学阐释。这种客体化是“侵略性权力滥用” 的直接前兆，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人的内在尊严和“你性”，揭示了人际关系中野蛮的核心方面。布伯明确定义了“我-它”关系，即“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用作客体”，并且“基于疏离”。这种客体化与“侵略性权力滥用”直接相关，其中“一个人将另一个人视为被利用的独立客体”。这确立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将另一个人视为“它”（一个客体）的哲学立场，为人际关系中的剥削和虐待铺平了道路。否定他人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这是“我-它”动态的核心，是一种根本性的非人化行为。这种工具化不仅仅是权力的结果，更是权力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原始野蛮”的核心机制，侵蚀着人类连接的根本结构。

3.4.3 浪漫的爱作为一种生理驱动及社会误解/压抑的后果

一篇论文认为，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是一种生理驱动，类似于饥饿或口渴，而不是一种情感。这种对爱普遍存在的误解被科学和社会所固化，导致严重的后果。

性控制被认为是许多物种（包括人类）权力主要来源和表现形式。宗教和社会历来利用制度化的婚姻来在主要由性兴趣驱动的结合中制造“虚假的、被迫的爱状态”，通过强制性确立排他性，并惩罚违反这种排他性的行为。

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是一种生理驱动而非一种情感，而社会对其的误解/压抑（通常通过性控制和制度化婚姻等权力结构）导致“爱缺失综合症”和自杀、杀妻等严重后果。这表明统治积极地扭曲了人类的基本需求，将连接的源泉变成了深刻痛苦甚至死亡的源泉。这是一种深刻的野蛮形式。性控制是“许多动物物种，也包括人类，权力主要来源和表现”。宗教和社会“历来利用制度化的婚姻来制造一种‘虚假的、被迫的爱状态’”。其后果被明确指出为“严重后果，包括关系破裂、离婚、自杀和杀妻”。这种因果链是：统治（通过性/婚姻控制）→对人类基本驱动力（爱）的误解/压抑→系统性“爱缺失综合症”和深刻的痛苦/死亡。这表明统治可以腐蚀人类连接的生物和社会基础，将一种生命肯定的力量转化为强烈痛苦和暴力的源泉。这种对核心人类需求的深刻扭曲是“原始野蛮”的典型例子。

3.4.4 威权结构（例如，育儿方式）及其对情感幸福和真实联结的影响

威权型育儿方式，其特点是高要求和低情感温暖，与儿童情感和心理发展的不利结果相关。在威权环境中成长的学生表现出较低的心理幸福感和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更频繁地使用压抑策略而非再评估策略。

情感压抑会带来显著的社会代价，预示着较低的社会支持、较少的人际亲密和较低的社会满意度。它会破坏情感交流，导致不真实感和亲密感降低。

具有威权倾向的青少年表现出较弱的认知能力和情商。智力较低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威权主义，因为他们渴望简单的解决方案。威权型育儿方式往往会在儿童中培养威权倾向。

威权型育儿方式与情感压抑增加之间的联系 揭示了统治，即使在家庭单位内部，也积极地阻碍了真实的情感表达和联结。这种压抑反过来又导致较差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循环，即在统治下成长的个体可能难以建立真实的、充满爱的关系，从而将“爱的剥夺”代代相传。威权型育儿方式导致“较低的心理幸福感和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并更频繁地使用“压抑策略”。情感压抑的社会代价包括“较低的社会支持、较少的人际亲密和较低的社会满意度”，以及“破坏情感交流”。这确立了清晰的因果链：统治（威权型育儿方式）→情感压抑→社会和情感发展受损→难以建立真实的、充满爱的关系。这表明统治，从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开始，积极地破坏了爱和联结的能力，导致一种系统性的“爱的剥夺”，这种剥夺可以代代相传，体现了一种微妙而普遍的野蛮形式。

3.4.5 死政治：国家通过生与死的控制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工具化

阿希尔·姆贝贝（Achille Mbembe）的“死政治”（死亡政治学）概念指的是国家通过对死亡的规管和操纵来行使权力，决定哪些生命被视为可随意处置，哪些生命受到保护。它是“生命服从于死亡的权力”。

这种做法通过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而边缘化他们，使他们成为“易于被消灭的目标”。国家将人体工具化，使其“可被利用，否则就使其消亡”。被剥夺者的生命在“追求崇高国家目标”的过程中被视为毫无价值。

“赤裸生命”（homo-sacer）的概念指的是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个体，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被杀死”，并且“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死政治 代表了人类生命的终极工具化，其中主导的权力结构不仅控制，而且积极地决定某些人口的“可消耗性”。这种“生命服从于死亡的权力” 是野蛮最极端的表现，因为它剥夺了个体的固有价值，将他们简化为受主权者意志支配的纯粹客体。死政治被定义为国家“规管和操纵死亡”的权力，决定“哪些生命被视为可随意处置”。直接后果是创造了“死亡世界”，其中人口被置于“活死人”状态。“赤裸生命”的概念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指代那些可以“不受惩罚地被杀死”的个体。这确立了统治与野蛮之间最极端的因果关系：权力超越了单纯的剥削，直接控制了人类的生存本身，将他们简化为纯粹的生物实体，其生命可以为了“崇高的国家目标”而随意终结。这是工具化的顶点，也是最深刻的野蛮形式，因为它否定了人类生命的基本神圣性和尊严。

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及大屠杀（The Holocaust）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类似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可不少见。

3.5 统治对文明发展的阻碍

以物质为中心的文明批判：忽视道德与正义

当前盛行的（西方）文明观念以欧洲为中心，机械地关注制度、经济、民主和技术进步。这种理解是有缺陷和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道德、伦理原则和正义。

一个国家可以在物质上高度发展，但却通过欺骗、欺诈、压迫和不公正等方式在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中，或通过好战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在国外，采取恶毒的行为。这样的社会可能会为了统治而进行残酷的侵略、掠夺和摧毁其他国家，这与过去的野蛮群体类似。

当前世界充斥着腐败、压迫、冲突和破坏，这凸显了物质进步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文明，尤其是在依赖“不文明方法”如胁迫和侵略的情况下。达尔文主义的西方世界观被描述为动物性、种族主义和好战的，这使其无法成为人类文明的典范。

对以物质为中心的文明观的批判 ，认为它积极地阻碍了真正的文明进步，因为它忽视了道德和正义。这表明，统治通过这种狭隘的视角表达时，会延续“不文明和破坏性行为”的循环；尽管技术先进，但却揭示了“进步”概念中的根本矛盾。盛行的文明观念“关注物质方面”（经济、技术），同时“忽视道德、伦理原则和正义”。直接后果是，一个社会“在物质上高度发展，但却通过欺骗、欺诈、压迫和不公正等方式采取恶毒行为”，并进行“残酷的侵略”。这确立了因果关系：统治，通过优先考虑物质控制和“赢者通吃”的方法，积极地破坏了真正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伦理基础。这种观点并非仅仅是缺乏进步，而是在进步的幌子下积极地延续野蛮，使得“文明”这一概念在脱离道德原则时变得自相矛盾。

这种情况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普遍发生过。

权力结构如何阻碍人类繁荣和伦理进步

统治和现有社会结构通过污名化和边缘化来破坏自我接纳，特别是当个体与社会强制规范不同时。它们为环境掌控和能动性制造障碍，阻止个体根据其生活条件采取行动。

自主性和自我决定受到社会限制的限制，例如父权社会限制了个体定义自身的能力。权力结构可能助长“道德盲点”（对道德方面视而不见）和“伦理消退”（自欺欺人地认为意图是好的）。

它们强化了“欲望的情境偶然性”或“适应性偏好”，即个体将其欲望调整到较低的功能水平，从而阻止更高目标的设定。这还可能导致对人类繁荣的单一化观念的强加，阻碍包容性理解。

统治阻碍人类繁荣的机制，例如助长“道德盲点”和“适应性偏好”，表明权力结构可以微妙地将压迫内化，导致个体接受其受限条件，甚至对道德问题视而不见，从而扼杀伦理发展所必需的能力，而这正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统治可能导致“道德盲点”（个体对情境的道德方面视而不见）和“适应性偏好”（将欲望调整到他们实际能达到的较低功能水平）。这是一种关键的因果关系：统治不仅仅施加外部限制；它微妙地塑造着内部认知和抱负过程。如果个体被条件化为不感知道德问题或接受降低的抱负，他们进行批判性反思、伦理辨别和为更好社会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这代表了对文明发展的深刻阻碍，因为它破坏了人类社会和道德进化所需的根本能力，延续了一种内化的野蛮形式。

社会控制机制：

“面包与马戏”：
起源于罗马诗人尤维纳尔，它描述了通过提供免费食物和娱乐来安抚和控制民众的策略，从而转移人们对更深层社会问题的注意力。这导致公民优先满足即时需求而非政治参与和道德完整性。
在现代，它象征着通过肤浅的利益或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娱乐、消费主义、短期经济激励）来安抚民众，从而转移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环境挑战和政治腐败的注意力。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关联，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认为弱势阶级会接受自己的命运。

“面包与马戏”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特别是它与“主导意识形态” 的联系，表明统治通过提供肤浅的满足感来积极地安抚民众，从而转移人们对系统性不公正的注意力，并阻止文明进步所需的集体行动。该策略旨在“通过肤浅的手段安抚和控制民众，而不是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它明确指出，这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关联，后者确保“经济弱势阶级会接受他们的命运”。这种因果关系在于，统治权力有意地利用分散注意力和暂时性快乐来阻止批判性参与和集体动员，以对抗现有的不平等。这种对公民参与和批判意识的积极压制直接阻碍了真正文明发展所需的集体努力，从而维持了一种受控的野蛮状态。

消费主义：
鲍曼认为，在“液态现代性”中，消费已成为一种“义务而非仅仅是选择”，个体首先是“消费者”。幸福和自由直接与消费挂钩。
它充当一种“新的包容性现实”，创造出“有缺陷的消费者”，如果他们无法充分参与，就会被排除在外，这凸显了新的阶级划分。社会控制被商品化和私有化，通过诱惑而非公开监视来运作。炫耀性消费标志着财富和地位，被高社会阶层用来区分自己。高社会阶层个体中的低自尊可以驱动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补偿机制。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义务”和一种社会控制形式，揭示了统治如何劫持人类欲望，并将个人价值（自尊）与获取联系起来，从而延续一个制造“有缺陷的消费者” 并强化社会层级的系统，最终将精力从真正的社会发展中转移开。消费已成为一种“义务”和一种主要的“存在模式”，其中“自由意味着幸福”等同于消费。这进一步解释了消费主义如何制造“有缺陷的消费者”，如果他们无法参与，就会被“排除而非剥削”。炫耀性消费与自尊和社会支配倾向相关联，表明它被用作地位象征和补偿的工具。这种因果链是：统治（通过市场机制）→人类欲望和自尊的劫持→持续消费和社会分层→集体精力从实质性社会问题中转移。这表明统治如何微妙地操纵个体心理和社会规范以维持控制，通过将个体困在物质获取的循环中，而不是培养集体福祉和伦理发展，从而阻碍文明进步。

数字干扰：
社交媒体是强大的沟通和娱乐工具，但它也通过干扰对学业表现构成重大挑战。这些干扰源于社交动机（保持联系，害怕错过）和任务相关动机（避免不愉快的任务）。
社交媒体旨在让用户保持参与，其算法会放大错误信息并影响用户行为。快速消费信息会阻碍批判性辨别。

社交媒体的设计，特别是其算法和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是现代“面包与马戏”的一种形式，它制造了一种普遍的“设计性干扰”，消耗认知资源并阻碍批判性参与，从而破坏了民主和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知情公民。社交媒体既是沟通工具，也是“由社交媒体引起的干扰、这些平台中算法的使用、网络欺凌、错误信息的传播”的来源。社交媒体“旨在让用户保持参与”。这确立了因果关系：数字平台为了利润而有意设计，创造了一个普遍的干扰和信息过载环境。这种持续的干扰消耗认知资源，阻碍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对于知情公民参与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推动文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转移注意力并塑造信息流，这种形式的技术统治延续了一种微妙而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阻碍了真正的进步。

军事、警察和技术力量在维护现状中的作用

军工复合体（MIC）：
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与为其提供物资的国防工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双方都受益：军事获得武器，工业获得报酬。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警告其“严重影响”和“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的潜力。批评者认为它使冲突制度化并转移资源。

军工复合体 揭示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如何汇聚，形成一个自我永续的系统，该系统优先考虑军事解决方案和武器生产，从而使冲突制度化，并将资源从文明发展中转移出去，体现了一种有组织的野蛮形式。军工复合体被定义为“影响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军事和国防工业都受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其“严重影响”以及“危及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的潜力发出的警告至关重要。这表明了一个因果循环：经济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依赖冲突的系统，导致武器和军事解决方案的持续发展。这种战争的制度化以及大量资源从社会和伦理发展中转移，直接阻碍了文明进步，代表了一种高度组织化和系统性的野蛮形式。

警察军事化：
指执法机构获取军用级装备、战术和训练，采取侵略性、对抗性方法。这导致信任破裂，并加剧警察与社区（特别是边缘化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种军事化通过“恐吓——暴力及其威胁”确保“对社会的社会控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它在历史上有奴隶巡逻队的根源，并随着1033计划等项目而增加。

警察军事化 表明国家权力工具（原本用于应对外部威胁）如何被转向内部，以实现“通过恐吓对社会的社会控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控制”。这种军事力量的内部应用侵蚀了信任，加剧了社会紧张，直接破坏了文明进步所需的社会凝聚力，并揭示了野蛮在国内的表现。警察军事化被定义为使用“军用级装备、战术和训练”，导致“侵略性和对抗性方法”。这种“暴力确保了对社会的社会控制，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控制，通过恐吓”。这确立了因果关系：民用执法部门采纳军事方法导致武力和恐吓的增加，这反过来又破坏了社会内部的信任并制造了敌意。这种内部冲突和社会纽带的侵蚀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表明国家权力在内部以军事化方式应用时，成为国内野蛮的直接来源。

大型科技/信息权力：
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拥有数字平台，积累了巨大资源，重新定义了通信、商业和文化。它们创造垄断市场，收集实时数据，并使用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
它们的影响力延伸到政策制定，渗透到问题、政策和政治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进一步巩固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它们控制着“基本构成要素”（人才、数据、计算能力）。这导致“伦理洗白”和研究的集中。
大型科技公司可以从内容仲裁者转变为内容提供者，影响叙事并定义社会问题，成为“守门人，不仅决定已知什么，还决定如何已知”。它们还通过游说和资助专家直接参与政治。

以大型科技为中心的“技术流”，凭借其对数字基础设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垄断控制，代表了统治的新前沿，它不仅塑造了公共话语和消费者行为，而且积极地重新定义了政策和知识生产。这种信息权力的集中对民主进程和知情公众辩论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阻碍了文明进步所必需的理性集体决策。大型科技公司能够“通过垄断市场”和“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来“重新定义通信、商业甚至文化”。它们影响“问题、政策和政治流”，并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控制，成为“守门人，不仅决定已知什么，还决定如何已知”。这种因果关系在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和信息权力集中，使少数实体能够控制社会理解和治理的机制本身。这破坏了民主运作和知情公众辩论所必需的去中心化、审议性过程，而这些过程是文明进步的基础。通过控制信息的流动和解释，这种形式的统治积极地阻止了真正发达社会所需的集体理性行动，体现了一种微妙而普遍的野蛮形式。

官僚主义及其对民主生活的异化和同质化影响
官僚主义被视为一种同质化和异化的力量，扼杀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马克斯·韦伯将其称为“铁笼”，在其中，现代官僚系统优先考虑效率和可计算性，而牺牲了个体自由和有意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权力通过用“技术官僚式的社会管理”取代理性论辩和公共意志形成，从而威胁民主生活。这导致“沟通贫困”，因为“行政部门不生产意义”。
行政国家试图通过“技术官僚式的慰藉”来缓解危机，这可能挤压“生活世界”的沟通能力，使个体成为官僚管理的被动客体。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同质化和异化的力量”，它用“技术官僚式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理性论辩，这揭示了主导的行政结构如何使个体非人化，并扼杀民主审议，导致“沟通贫困”，从而阻碍了集体解决问题和真正的文明进步。官僚主义是一种“同质化和异化的力量，它扼杀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行政权力“用技术官僚式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理性论辩和公共意志的形成”，并导致“沟通贫困”，因为“行政部门不生产意义”。这确立了因果关系：官僚统治通过优先考虑效率和控制，而非真正的人类审议和意义创造，积极地破坏了民主活力和文明进步所必需的沟通和参与过程。这种系统性的非人化和对集体能动性的压制代表了一种微妙而深刻的野蛮形式。

威权主义对社会凝聚力和社区纽带的影响
威权政权具有一种权力架构，它巩固自上而下的单边控制，同时削弱独立于中央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倡议。它们依赖社会控制中的强制核心，利用镇压和基层动员来管理社会力量。
威权主义鼓励“偏好伪造”，延迟对威胁的发现，使系统对异议不作回应。具有威权心态的人倾向于对破坏社会秩序和凝聚力的重大社会变革感到威胁，对非传统外部群体表达负面态度。
这种心态认为非传统群体威胁到安全和确定性，导致他们将社会和政治包容视为“对其自身政策偏好的无视”。

威权主义通过巩固“自上而下的单边控制”和削弱“自下而上的倡议”，积极地瓦解了社会凝聚力和信任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强制和偏好伪造。这种对不同声音和集体行动的压制直接阻碍了真正文明社会所需的协作和包容性发展。威权政权“巩固自上而下的单边控制，同时削弱自下而上的倡议”，并依赖“社会控制中的强制核心”。它们还“鼓励偏好伪造”，这意味着个体隐藏其真实偏好。威权主义者“倾向于对破坏社会秩序和凝聚力的任何重大社会变革感到威胁”，并对“非传统外部群体”表达“负面态度”。这确立了清晰的因果关系：威权统治积极压制那些促进社会凝聚力和文明进步的要素（自下而上的参与、真实表达、对多样性的接受）。通过用恐惧和被迫顺从取代信任和协作，威权主义创造了一个分裂和恐惧的社会，代表了一种直接而系统性的野蛮形式，阻碍了真正的集体繁荣。

表2：权力结构及其对文明发展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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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系统	阻碍机制	对文明进步的影响
以物质为中心的文明	忽视道德/正义	延续不文明行为
“面包与马戏”	肤浅安抚	偏离实质性问题
消费主义	劫持欲望	强化层级结构
数字干扰	认知过载/错误信息	破坏知情公民
军工复合体	冲突制度化	资源转移/战争
警察军事化	内部强制/信任侵蚀	社会凝聚力瓦解
官僚主义	非人化/扼杀审议	民主功能受损
威权主义	压制自下而上倡议	阻碍集体行动、压制个人成长

3.6 统治对爱的各种破坏

我们以历史证明，通过我们讨论总结的十种爱语，来看看统治对爱的各种破坏手段：污染、扭曲、剥夺、假冒和赤裸裸的摧毁。

3.6.1 肯定的言语——语言的魔法

例：在1937–1938年大恐怖的高峰期，政权发放奖励与施加惩罚同样慷慨。NKVD内部报告显示，超过1,200名内务部人员因‘忠诚服务’获得红旗勋章。（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Great Terror in 1937–1938, the regime distributed rewards as lavishly as it did punishments. Internal NKVD reports indicate that more than 1,200 of its personnel received the Order of the Red Banner for 'loyal service,' often directly tied to their participation in mass arrests and executions. ）

表面：公开嘉奖“忠于党”的官员、士兵，以“最可爱的人”称号歌颂。
实质：这些奖励通常与他们参与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直接相关，借“赞美”掩盖恐惧，促使他人相互举报，赞美成了揭露与清算的导火索，彻底破坏了同袍间的信任。
分析：这种行为扭曲了肯定的言语的爱意，转化为让人背叛和野蛮对待他人甚至亲朋好友的工具，体现了统治者的污染和假冒手段。

3.6.2 精心时刻——共享时间的温度

例：纳粹德国的“青年夏令营”

表面：希特勒青年团组织的山林露营、操练，看似“塑造集体主义精神”。
实质：在集体的“快乐时光”中洗脑仇恨，种族主义教学被伪装为“团结与归属”，少年们在欢乐中被灌输对异族的极端仇视。
分析：这种共享时间的伪装破坏了爱的温度，转化为仇恨的工具，体现了扭曲和污染的手段。

3.6.3 礼尚往来——礼物的心意

例：三星集团行贿朴槿惠亲信案（2016–2017年），韩国三星通过领导人李在镕向崔顺实基金会支付 430 亿韩元（3640 万美元），以及向崔顺实的女儿提供一匹名马和数百万美元以资助其马术生涯而被判有罪。此案导致朴槿惠遭弹劾下台并获刑20年并180亿韩元罚金。

表面：韩国社会重视人情往来，常用礼品表达“节日问候”、“感谢关照”、“私人情谊”。
实质：三星以捐款换取政府对“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案”的支持。并且，李在镕虽被判刑两年零六个月但后被提前特赦，且三星经营未受实质影响！

3.6.4 服务行为——躬身付出的爱

例：柬埔寨“赤柬”时期的“全民劳动”

表面：1975至1979年，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号称“人人为平等社会做贡献”，组织农村大炼钢铁和农田水利。
实质：数百万人在强制劳动中死于饥饿和酷暑，这是彻头彻尾的纯破坏——服务被彻底异化为灭绝人性的机器。

3.6.5 肌肤之亲——身体接触的升华

例：Decree 770 - Romania ’s Historical Abortion Ban”

表面：上世纪60年代，在罗马尼亚独裁政府的“国家生育计划”的政策下，夫妻被强制要求至少生育四个孩子，无力抚养的约20万儿童被国家孤儿院接管抚养。
实质：这些孤儿院护理资源极度匮乏，一个护理员要照顾多达40个婴儿，致使这些孩子严重缺乏基本的身体接触。科学研究表明，缺失必要的触觉刺激会使大脑中海马体等关键区域发育不良甚至萎缩，造成他们日后普遍出现智力缺陷、自残、癫痫等严重问题。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某一年内，孤儿院的儿童死亡率竟高达153‰。

3.6.6 自爱 —— 拥抱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例：1933年起，希特勒政权通过一系列法律、宣传和社会制度手段，逐步剥夺犹太人作为“完整个体”的存在资格。从《纽伦堡法案》开始，犹太人不再被视为德国公民，甚至不被承认为“人”。他们被禁止进入公立学校、大学、医院、剧院；被禁止从事医生、律师、艺术家等职业；被迫佩戴黄色六角星标记，最后被集中于隔离区和集中营。

自爱是“一个人与自己建立诚实关系的开始”，是“爱他人的基础”。而在纳粹统治下，许多犹太人被逼迫接受自己是“低贱的、不被爱的、不配活着的”，甚至在心理上开始恨自己。这正是统治最深层的毒害：不仅要控制身体和行动，更要摧毁一个人爱自己的能力。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意义来》中回忆他在集中营的经验时曾写道：“囚犯对精神自我的内在坚持依赖于对未来的希望，一旦失去希望，就注定失败
。”这句话发聋振聩，但可惜的是，即使是他这么杰出的幸存者，仍未意识到希特勒政权摧毁犹太人的自爱，本就是统治者的根本手段！

3.6.7 共情——亘古不变的博爱精神

例：英国殖民宣称“带来基督教与教育”，表面上同情土著“落后”，实则剥夺其文化和土地。

表面：宣称“带来基督教与教育”，是一种“高尚的共情”。又如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作《白人的负担》，呼吁白种男子“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去替别人谋福利”。
实质：这就是将仇恨伪装成“博爱”的典型——以“教化”之名推行灭绝式同化。

3.6.8 浪漫爱情：智慧与生理交织的最高体验

例：截至2020年代，约20个国家，以及美国16个州及其非合并属地波多黎各，将通奸定为犯罪。

表面：维护“良好的”宗教、道德或社会规范。
实质：通过法律惩罚婚外性行为，直接限制了浪漫爱情的自由表达，特别是在涉及真诚、非功利的亲密关系时。这些法律将个人情感置于国家或宗教控制之下，破坏了浪漫爱情的私密性和自主性。另外，国际特赦组织指出，通奸罪常被用来针对女性，尤其在强奸案件中，女性需提供强有力证据以免被控通奸（Amnesty International）。

3.6.9 载体共振爱语——千古流传的心灵共鸣

例：纳粹德国对同性恋的污名化与法律迫害地

背景：1935年，纳粹政权大幅修订德刑法第175条，将任何形式的男同性恋行为定为“反社会罪”，并配合大规模宣传，将“同性恋”污名化为“道德败坏”“威胁民族纯洁”。
污名化手段：
- 法律暴力——无差别逮捕、监禁、驱逐出公共生活；
- 宣传机器——在《人民观察家》等官方刊物上大篇幅连载“危害论”，将同性情侣形象描绘为“病态怪物”；
- 社会排斥——向民众灌输“与你我为敌”的群众动员口号，鼓励“举报身边的怪异者”。
对爱的破坏：
- 剥夺了同性恋者以公开文字、影像或仪式来表达彼此情感的最基本权利；
- 将“爱”打上“反社会”的烙印，使整个群体的亲密关系被迫转入地下，甚至面临生命威胁；
- 载体（法律文本、报刊、广播、学校教育）本应是情感共鸣的桥梁，却被彻底异化为摧毁“同性之爱”的高效工具。

3.6.10 跨物种共情——连接所有生命的爱

例：纳粹德国的“双重标准动物保护”

表面：德国内部推行严苛的动物保护法，宣扬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
实质：与此同时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人群实施灭绝——真正的仇恨被伪装成对“纯净生命”的偏爱，同时也是掩盖其发动战争和大规模屠杀导致的大量的环境破坏。

3.6.11 宇宙之爱——触及星辰的情感纽带

例：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

肯尼迪将登月计划描绘为“人类对宇宙的共同向往”，苏联也声称“人民在星辰之外也能获得自由”，激发两个大全的国民自豪。
背后却是美苏争霸的军事技术竞赛，宇宙之爱被民族对抗与军备竞赛的野蛮逻辑所污染。

这些例子昭示：统治者善于将爱语的正面力量污染、掩盖甚至反用，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反转为恐惧、仇恨和灭绝工具。

3.7 统治者的“爱”之异化与恐惧统治术

统治者虽然也是人，也有“被爱”“给予爱”的需求，但他们往往在权力与资源的获取过程中，牺牲了真正的爱与同理，转而采用“肉食者的掠夺策略”。

3.7.1 物质匮乏时代的“富裕动机”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生存资源（食物、领地、安全）极度有限。对于个体而言，掌握更多物质就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感与繁衍机会。作为社会顶层的“统治者候选人”，如果能通过武力或权谋占据更多物资，就能在同辈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好的地位、更多的追随者，继而保证自身基因的延续。

生存逻辑：资源稀缺时，强占资源可直接提高个体及其后代的生存概率。
社会逻辑：在早期部落或封建体系里，领袖若能保证群体的“富足”，就能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形成良性循环。

3.7.2 “掠夺策略”与繁育优势

掠夺并不仅指物质的抢夺，也包括权力与性资源的独占。进化心理学通过对女性择偶策略的研究对此予以了证实：

性选择压力：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或女性）往往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从而增加配偶数量或配偶质量。古代中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苏丹后宫佳丽三千，就是最好史实。
多配偶制优势：在某些社会结构中，统治者通过暴力或制度优势，能排除他人竞争，实现对更多生育资源的把控。印度 Lalpa Kohhran Thar 教派首领 Ziona 2021年去世前共娶39个妻子，养育了94个孩子。统治者的成果，普通民众无法想象。因此，“掠夺”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自身的繁育成功率，但其代价是剥夺他者生存与爱的权利，破坏群体的长期稳定。

3.7.3 “掠夺他人之爱”与自我异化

当统治者以欺骗、恐惧或恩惠绑定的方式，即野蛮行为，从臣民或追随者那里“掠夺”忠诚与敬仰，他们实际上是在满足自身的情感匮乏。

情感掠夺：统治者制造“恐惧-依赖”链条，让臣民在敬畏与感恩中交替，既丧失自主的爱，也让统治者误以为自己被“真心”拥戴。
自我异化：野蛮行为的驱动力是仇恨而非爱，他们并未真实地给予底层民众以爱，甚至仇恨心理也让他们失去了”自爱“，所以他们是在权力游戏中将“爱”异化为控制工具。从长远看，这种表演性质的“爱”既无法填补统治者的内心空洞，也会因信任基础的崩塌而反噬。

统治者的“掠夺策略”在物质与生育层面虽能带来短暂优势，但对“爱”本质的扭曲，使他们最终被自己所制造的权力迷雾所囚。真正的社会稳固，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真诚关怀与共享资源的基础上——只有这样，人们之间的爱才能回归其原初的相互成就，而不是异化成掠夺与自欺的工具。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攻击者施展野蛮行为，最重要的动机是想要制造恐惧与威慑，从而达到以下目的：

压制反抗：让受害者因恐惧而不敢继续表达不同意见或抵抗。
孤立目标：恐惧感会削弱受害者与他人的信任，导致他们双方都退缩和自我封闭。
分化同盟：当一部分人因害怕被连累而保持沉默，团队或群体内部就会出现分歧与疑虑。
获得控制：被威慑者往往会为了自保而向攻击者妥协，从而让攻击者掌握更多权力。只有认清“野蛮行为”的首要功能——以恐惧换取服从，我们才能在应对策略中精准发力，用“富爱文明人”的方式，将人类社会被统治而造就的巨大困境转化为理解、支持与坚守真理的勇气。

3.8 对统治特权和文明现状的熟视无睹

总的来说：统治者的产生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为了解决大规模协作问题、应对资源冲突、保障集体安全、管理复杂社会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权力集中和组织形式。它是效率需求、安全压力、资源竞争、社会分化、心理倾向以及意识形态构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是野蛮的暴力，而产生暴力的原因则是恨，而绝非爱。

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多方面分析，论证了“统治是仇恨和原始野蛮的根源”。从经济体系中固有的系统性剥削和异化（马克思），到通过合法化神话施加的微妙规范化和生产顺从主体（福柯），以及意识形态控制，权力积极地创造了滋生仇恨和人类工具化的条件。在亲密关系中，统治侵蚀了同理心和承诺，而在社会层面，它表现为死政治，其中生命本身变得可随意处置。此外，以物质为中心的文明观，加上“面包与马戏”、消费主义、数字干扰和军事化国家机器等机制，积极阻碍了真正的人类繁荣和伦理进步，延续了冲突和控制的循环。

克服这种普遍的野蛮状态，需要对统治作为社会组织原则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这要求我们批判性地认识到权力不仅通过公开的武力运作，而且通过塑造我们欲望、认知和关系的微妙心理、文化和技术机制来运作。

但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托马斯·霍布斯、卡尔·马克思那样深刻反省人类社会统治机制问题的研究，未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蓬勃发展。人们对统治的本质，似乎越来越熟视无睹。譬如当人们刚开始了解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埃及金字塔的时候，当然知道它不仅代表着古埃及文明，也彰显出古代人类社会中统治阶层与平民生活的巨大鸿沟。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200米以上的高楼越来越多（现已有3000座），麦加皇家钟塔饭店、上海中心大厦、默迪卡118、哈利法塔一座更比一座高，哈利法塔甚至高达828米，人们却开始变得习以为常。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些人甚至认为现代社会完全文明，野蛮行为只是例外；另一些人则强调文化相对性，认为没有绝对的野蛮或文明，只有不同的文化实践。

这说明，我们需要有新的解构和建构人类社会的方法，才能获得认知共识上的突破。

至于重要的是，全球2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治格局，已经将野蛮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仅20世纪，它们就带来了两场极为残酷的世界大战；而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从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发布的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 GPI ）了解到的现状为,：

全球和平程度处于该指数设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冲突之前的状况则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
自2014年以来，全球和平状况每年都在恶化，在过去十年中，有100个国家在恶化。
目前有59起基于州的冲突，数量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 2024年记录了152,000起与冲突有关的死亡事件。
2024年，有17个国家的国内冲突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为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另有18个国家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人。
世界正处于拐点，全球影响力和权力分散。
自冷战结束以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数量增加了近两倍，到2023年从13个增加到34个。
冲突正在变得更加国际化， 2024年有78个国家卷入境外冲突。
2024年，暴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达到19.9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1.6% ，仅军事支出就占2.7万亿美元。

维基百科列出的持续中的武装冲突，高达88个！

毫无疑问的是，人类世界正在步入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AI 的发展将会解除人类的劳动囚笼，因此也必将为人类社会新的治理机制带来了关键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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